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疫情之下，中美两国的历史责任

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去，俗称“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又开始在全球肆虐。最早的研究认为，那一次流感夺去了2100万生命，后来的研究认为，那次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至一亿。一百年后的今天，COVID-19正在全球范围加速扩散，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目前已经有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COVID-19疫情。

百年前的大流感是悄无声息的入侵了人类，先是在准备参战的美军军营中传播，继而由士兵将病毒带到了欧洲。受到感染的群体不仅是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士兵，也包括了敌对方的德国士兵。上至国王总统、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无歧视、无差异地受到了感染。根据当年所拍的照片，看到人们戴着口罩，病患以各种方式被隔离。时空转换，感觉就发生在眼前。

防范全球性疫情次生灾害

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端，为了不影响战时士气和民众的支持，参战国都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因此虽然病毒已经袭击了军队和民众，但媒体都不予报道。而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由于没有参战，也就没有实施新闻审查制度，因此报纸上充满了对这次疫情的报道，结果人们将这次流感冠以“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成为污名化的受害者。这次流感不仅影响到了一战的进程，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同样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19年初，染病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27个战胜国的巴黎和会，在高烧、腹泻，“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都崩溃”的状态下，他对其它战胜国大多数的要求都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严厉制裁德国，也包括日本获取德国战前在中国的特权。

一百年后，灾难再次降临，武汉成了最早的震中。突来的疫情，陌生的病毒，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挑战，更是对一个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检验。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各自应对，目前尚无法更多评价。但无论采取哪种模式，最终评判的标准应当是疫情夺走了多少生命，使多少人受到感染，毕竟对每一个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次大考中，中国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力和执行力。武汉人民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医护人员的“逆行”，筑起了人类的第一道防线，令人动容，令人油然而生感恩之心。

在疫情结束后，相信有关部门会做充分地复盘，总结经验，厘清教训，以科学和透明的态度还原事实真相。关于传染病直报系统的启用问题、如何对待吹哨者、为何专家组要三访才能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一些严肃媒体经历了发帖、删帖、再发帖的捉迷藏游戏，这些都是公众热切关注并期待答案的话题。

疫情之后，国家应当搭建公共和卫生应急平台，在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来实现位置、轨迹、警示、通知等必要的功能，而不是让全民裸奔于大庭广众之下。现在去许多场所都要登记姓名、手机、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等敏感信息，造成个人隐私信息的大曝光，而这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所产生的长期的、潜在的危害，不容低估。如何在有效防疫的同时，平衡好隐私保护，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疫情不是病毒光顾人类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厘清这些问题，为的是人类今后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关于病毒的起源，首先是个科学问题，需要遗传学家、病毒专家、流行病专家通过对病毒毒株的收集、测序、比对，进而得出病毒的演化过程，以及各地不同毒株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病毒的发源地，传播途径等，这在科学上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广大民众应当理性地静待科学结论，而不是通过打嘴仗，情绪化地加害或是污名任何一方，因为这对解开谜底并无帮助，却进一步撕裂了本已脆弱的信任关系，对人类共同应对这场挑战制造了更多的障碍。

1918年的大流感历时十年才分离出病毒，又经历了十年才有了疫苗，而病毒起源的问题经历了多年调查才由科学家得出结论：流感并非源自于西班牙。今天的科学水平同那时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相信不会等待那么久的时间。即使将来确定了病毒爆发的原点，依然需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杜绝国家间、种族间的对立，防止产生更大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种族歧视和族群分裂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不应在一场大疫面前重蹈覆辙。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明确了病毒命名方法，并期望各国不要污名化或歧视任何国家。大疫之后，一定会有各种“余震”，各国都应对此有所认识和准备，避免或减少“次生灾害”。

全球化不会也不应该终止

对于未来，已经有许多的机构、团体、学者等做出了各自的判断，但可以肯定，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同的世界。有学者和团体将疫情甩锅给全球化，并断言全球化即将终结。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应对得力并且迅速复产，将使世界资金和产业链进一步向中国集中。这两种观点都有点武断，过于悲观或乐观。

虽然全球化的概念是一个现代的产物，但全球化的过程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典型例子包括丝绸之路、茶叶香料贸易、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或过程。工业化之后，全球化速度加快，而冷战的结束更是为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的地域空间。正是全球化，使得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融，使得争端通过武力解决的可能性降低，对于稳定世界和平的局面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可见全球化并不是预先设计，振臂一呼，就四处开花的结果，而是一个漫长地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

全球所面对的政治议题会因为疫情而加速、维持或暂缓，但不会消失。疫情的传播更加验证了病毒无国界、无歧视、无差异地侵害人类，无论是世界第一强国，还是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皇亲贵胄，还是黎民百姓；无论是腰缠万贯，还是身无分文，都有可能感染病毒。地球村风雨同舟，危亡共拯，才能共克时艰。世界还面对着许多更持久、更具挑战的重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土壤荒漠化等，这些议题虽不及应对新冠病毒迫切，但长期意义不言而喻，这些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加以应对。

除了经济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在加速。在新的科技、商品流通、人员交流的推波助澜下，人们的观念、行为方式、衣食住行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均质化现象——世界各地看同样的新闻、使用同样的科技、开同样品牌的车、看同样的电影、听同样的音乐、吃同样的食物。但是我们也看到，作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英国和美国两个本源上最接近的国家也没有失去各自的独特性。或许有很多人接受了汉堡和可乐，但这绝不会意味着麻婆豆腐、北京烤鸭会退出中国人的餐桌，饮食文化有其发展的渊源，更有未来延伸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世界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商品、技术、信息、服务、管理、资金等要素的跨国流动。

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不会消失

正是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才使得跨国公司最早通过贸易将商品卖到中国，这是一个为中国制造的过程；随着市场不断地扩大，为了进一步优化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跨国公司又开始在中国设厂，建立生产基地，从而将技术、资金、管理等带到中国，进而进入到在中国制造的过程；随着市场不断成熟、本土科技水平提升、本土人才更加充沛，本地化、特性化的需求在加强，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进入到了与中国同创的阶段。

许多跨国公司进入到中国都有上百年或近百年历史，比如西门子1872年就和中国有了业务往来、拜耳公司的染料1882年就销到中国、通用电气1906年就开始同中国贸易、奔驰汽车1913年就在青岛设立第一家在华经销商、IBM1934年就在协和医院安装了在中国的第一套系统。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是市场选择的过程，是在比较优势中确立的，这和中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原辅材料供应、产业集群、产业链的完整性、熟练工人可获取性、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密不可分。随着中国实施新的劳动法，人工成本提升，一些跨国公司的确将一部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印尼、印度等，但转移之后，这些公司面临产业链不完备的制约。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也不是一天确立的，也不会因为一场疫情消失。

此外，庞大的中国市场依然是跨国公司难以舍弃的。简单的把跨国公司归类为美国公司、英国公司、德国公司、瑞典公司等是偏颇的、甚至是无知的。跨国公司往往全球配置资源，雇佣当地员工，在当地开发生产，服务于当地客户。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常常有人臆想跨国公司断供了怎么办，会不会带来供应安全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由于某个国家的法规或是行政命令导致一时断供，着急的不仅是中国公司，供货的跨国公司也同样着急，因为断供所导致的信誉损伤对于他们来说不仅限于中国，还会波及全球，是难以用金钱估量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在臆想中做出错误判断。

中美两国的历史责任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中国以雷霆之势，打响了防疫阻击战，同时经济活动骤停，成绩斐然的同时，也让一些企业突然意识到，产业链集中在中国也会带来风险。虽然中国抗疫迅速见效，企业进入到复工复产的阶段，短期内可能出现更多订单，尤其是和抗疫相关的物资订单。但从长期来看，出于规避风险的原因，预期部分跨国公司会慎重考虑其产能布局，在疫情之后适度调整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因此，断言全球供应链会继续向中国汇集恐怕有点一厢情愿。

中国疫情暴发后，出现过云南截留重庆防疫物资的事件，两个月后，在欧洲也出现了国与国之间截留防疫物资的事件。一些国家出台出口限制，让另一些仰赖全球采购链的国家手足无措，面临巨大风险。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跟我说，美国防疫物资短缺说明了这些产业需要回归美国，我觉得这恐怕也难以实现。很难想象美国能回归口罩、防护服、橡胶手套这些低端制造产业，一时的短缺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做出长期投资决策。这些低端产品完全可以通过战略储备加以解决，或是临时增加产能予以应对。但一些高端产能并非没有重新布局的空间，如药品、精密设备等，过于集中的产能有可能在疫情之后因为避险而分散到更多的国家或是企业。一些企业或许会反思长久以来的零库存策略。

中国在防疫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立刻开始对外施以援手，派出专家，支援防疫物资，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是过去几十年世界将中国遴选为“世界工厂”所得到的回报。如果中国能帮助世界度过难关，那世界就会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制造的信心。

当此疫情高涨之时，中美两国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不仅是自身利益的需要，更是全人类的福祉所在。摒弃纷争，避免将疫情问题政治化，避免没有科学依据的口舌之争，同心领导全球抗疫大业，早日恢复全球社会和经济秩序，方为利己利人的大国格局，更是中美两国的历史责任。

IBM积极参与了全球抗疫。IBM推出的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Summit超级计算机正在协助科研人员寻找治疗COVID-19的方法，仅在数日之内，便能够模拟出8000种化合物，找出其中的77种小分子化合物，这些小分子化合物有可能削弱COVID-19感染宿主细胞的能力。最近，IBM正在和其他公司和机构共组“运算联盟”，为全球科研提供超级算力，以加快疫苗、药物的研发速度。